“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当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处于动能转换、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窗口期。随着人口结构深刻变化、全球科学技术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国内需求结构持续升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和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确指出，要“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一重要论断既总结了我国长期经济发展实践的经验，也为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战略指引。

  推进现代化建设，既离不开物质资本积累，也离不开人力资本提升。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本质上是推动发展的两种重要投入方式。

  投资于物，主要是指面向实物资产的资本投入，涵盖基础设施、房屋建筑、机器设备等领域。这类投资能够改善生产条件、提升供给能力，为经济社会运行提供必要的物质和技术支撑。从需求侧看，实物投资也是扩大总需求的重要力量，可以通过项目建设、产业配套和就业带动，对经济稳步的增长形成支撑。与此同时，教育、医疗、养老、交通、市政等民生领域的物质投入，还能够直接改善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居民生活便利度和基本保障水平。从改革开放初期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到新时代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投资于物始终是推动我们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投资于人，则是指将公共资源和财政资金投向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旨在提升人的能力、健康水平、职业技能和发展潜力，从而通过增强人力资本和释放消费能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投资于物相比，其核心在于“以人为本”。投资于人不仅是一种投资领域，更是一种发展导向，对过去以产能扩张和资本投入为主的发展模式形成必要补充。

  从更深层次看，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共同服务于生产力发展。前者解决的是“发展载体”问题，后者解决的是“发展主体”问题。前者提升经济发展的硬实力，后者增强经济发展的软实力。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两者的重要性进一步趋于平衡。只有实现物质资本积累与人力资本积累同步推进，才能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发展基础。

  回顾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不同发展阶段对应着不同的核心生产要素。农业经济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经济稳步的增长主要依赖耕地扩张、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改进，投资重点集中于土地开发和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工业化时代，资本逐渐取代土地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厂房、设备、铁路、港口、电力等物质资本的大规模积累，推动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英国工业革命、美国工业化进程以及东亚经济体崛起，无一不是建立在持续资本积累基础之上。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后，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不断提升。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培训和健康投入与物质资本投资一样，能够持续创造经济收益。此后，内生增长理论进一步指出，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是决定长期增长的关键变量。越来越多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经济增长动力将逐步由资本扩张转向创新驱动，由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

  经过几十年快速发展，我国资本存量规模持续扩大，基础设施体系和产业体系日趋完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2.8%，比上年提高0.11个百分点，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前列，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由2020年的15.1%升至2025年的17.1%。

  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全球投资流向和产业竞争格局正在发生重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成为资本布局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向，科技能力、产业链协同效率和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对我国而言，过去依托成本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发展模式正在逐步弱化，依靠完整产业体系、高效协同能力、持续技术突破和人才积累形成的新型竞争优势正在加快显现。

  由此来看，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顺应生产要素演进规律、适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的重要选择。“十五五”时期，投资布局需要更加突出“产业升级”和“人才发展”两条主线，在提升现代产业体系能级的同时，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能力培育，推动经济发展模式由传统资本积累向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协同并进转变，为中国经济增强韧性、拓展增长空间提供持续支撑。

  从发展阶段看，我国投资增长正在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经过多年发展，我国传统基础设施和重化工业投资已进入相对成熟阶段。近年来，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同比增速持续快于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领域逐渐成为投资重点，投资增长正在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3%。高技术产业投资年均增速高于全部投资7.5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年均增长10.4%，数智化水平持续提升，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愈发显著，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结合更加紧密。

  从人口发展趋势看，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正在不断提升。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在传统人口红利逐步减弱的背景下，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拉动作用趋于下降。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我国人力资本水平自2010年以来持续提升，2017年超过全球中位数，近年与美国差距持续缩小，提升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水平成为增强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途径。推动增长动能转换，必须更加重视人力资本积累，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创新能力，为经济长期增长提供新的支撑。

  从扩大内需角度看，投资于人正逐步成为促进消费扩张和改善预期的重要路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2%，显著高于投资和净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强化。与此同时，居民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服务消费占比不断提升，教育、医疗、养老、文化娱乐等发展型与享受型消费增长较快。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大力提振消费，并将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纳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同时围绕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当前我国供给体系持续升级，但消费潜力仍有进一步释放空间。国际横向对比显示，我国居民消费率仍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居民部门预防性储蓄倾向相对较高，进一步约束了消费潜力的释放。面对这一结构性特征，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强化投资于人的战略价值愈发突出。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出流向民生相关领域的金额从2019年的9.17万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11.7万亿元，通过加大教育、医疗、就业支持和社会保障等领域投入，有助于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增强就业稳定性并改善消费预期，从而释放潜在消费需求。同时，投资于物能够持续改善供给结构，提供更加优质和多样化的产品与服务供给。二者相互作用，有利于形成“收入增长—消费扩大—产业升级—就业改善”的良性循环机制，为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从国际竞争角度看，投资于人正在成为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世界银行测算显示，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36%。同时根据预测，2021年至203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为4.95%，其中，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9.43%和7.28%。随着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新能源和高端装备等前沿领域竞争加剧，国际竞争的焦点正由资源和成本优势逐步转向科技能力、人才储备与创新生态。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年度理工科毕业生规模突破500万人，规模位居全球首位；国内高校输出的顶尖人工智能科研人才约占全球总量五成，全球占比领先。2024年全球百强科创集群榜单中，我国共有26个集群入围，数量位列世界第一。综合来看，唯有实现高端人才培育、前沿技术研发与实体经济产业深度协同发展的经济体，方能在全球产业与经济竞争中掌握竞争优势。

  进一步看，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协同推进，并非只是两类投入同时增加，而是通过制度安排、资源配置和社会分工在经济系统中形成复合效应。这种协同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理解：

  首先，增强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物质资本的积累提升生产能力，但其潜在产出受劳动者素质和创新能力制约。投资于人通过提升劳动者技能、知识和创新能力，可以放大物质资本的产出效率，从而在系统层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高素质劳动力不仅能更高效地使用现有设备，还能推动技术创新和生产流程优化，实现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乘数效应。

  其次，支撑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形成。新产业的发展依赖先进设备和高端技术，也依赖研发人员、工程师和技术团队。物质投资提供硬件基础，人力投资提供创新动力，两者协同可以推动产业升级、优化产业链布局，并促进高附加值产业集聚，形成新质生产力。

  再次，调节经济内外循环的效率。投资于物改善供给结构，投资于人改善需求结构，两者相互作用，有助于缓解供需错配问题。通过提升劳动者收入、增强消费能力与创新能力，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将物质资本积累转化为有效需求，促进国内大循环畅通，增强经济增长韧性。同时，高素质劳动者能够更灵活地适应产业链延伸、区域经济分工和全球供应链变化，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最后，形成长期增长的制度与认知基础。投资于人的核心不仅是直接产出，还在于建立创新、学习和适应能力的制度化机制。人力资本投入形成的长期知识积累、创新文化、技能储备，能够在经济周期波动和技术变革中提供稳定的内生动力，使物质资本投资的长期收益更可持续。

  “十五五”时期，可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协同增效。

  一是优化投资结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物质资本投资应聚焦能够支撑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避免重复建设和低效投入。在新型基础设施领域，可优先发展算力中心、工业互联网和数据基础设施，并与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智慧城市等应用场景相结合。在城市更新与产业投资中，可针对老旧小区改造、管网更新、公共交通建设和关键产业链环节实施精准投资，确保资金有效转化为生产力和服务能力。

  二是增强人力资本投资的系统性。投资于人的重点不仅在于投入规模，更应强调提升供给能力和服务质量。教育投入需兼顾基础教育均衡、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以及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优化，以满足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求。医疗、养老和托育服务应以提升基层能力、可及性和服务质量为核心，确保公共服务能够有效增强居民发展能力和消费潜力。

  三是强化投资项目与人才培养的协调机制。重大产业、基础设施及民生项目建设，可同步考虑人才供给和技能培训规划，形成“项目—人才—创新”联动机制。例如，在先进制造业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中，可同步规划专业人才培养、职业技能提升及研发团队建设，实现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有效耦合。进一步强化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入，持续加大对科技领军力量、创新型骨干和高技能劳动者的培养投入，促进教育体系、科技创新和人才队伍建设深度融合，为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提供长期支撑。

  四是完善财政和金融支持体系。财政资金可考虑优先用于公共性强、外部性高、长期效益明显的项目，专项债和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使用需注重项目运营能力和长期收益。鼓励商业金融通过信贷创新支持科技型企业、民生服务及职业培训机构，形成多层次、多主体投资格局，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

  五是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的长效机制。投资于人的效益周期较长，应建立科学的长期评价指标体系，将项目运营效率、公共服务可及性、就业吸纳能力、居民收入水平、技能和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提升等纳入考核。同时，应健全地方政府考核激励机制，完善相关统计制度，逐步将人力资本投入纳入统计核算和政策评估框架。通过更加科学的评价导向，引导投资重心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和长期效益，充分激发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家庭等各类主体投资于人的积极性。

  六是更好发挥资本市场的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功能。应完善私募股权、创业投资、并购重组、首次公开募股(IPO)等全链条制度安排，筛选具有技术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和成长潜力的优质项目，引导资金更多流向先进制造、数字基础设施、算力底座、现代能源体系等高效领域。同时，金融机构应把握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平衡，在支持硬件设施和产业升级的同时，加大对人力资本积累、科技人才团队建设、研发创新和产教融合的金融支持，推动金融资源更好地服务于新质生产力培育和高水平质量的发展。

  ②人民日报.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入学习贯彻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EB/OL].中央电视台新闻,2026‑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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